谁也说不清钟楼上的大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守规矩的，只知道它这样做时，准时得几乎有些冒犯：每天夜里三点零七分整，它准时沉默，而每天早上，钟表匠瓦尔加先生都要拖着步子爬上两百级台阶，把它重新唤醒。他擦洗过齿轮，更换过发条，甚至请教过首都的一位同行，可大钟还是照停不误。镇长把迟到视为对自己的人身侮辱，养成了向每一个经过广场的人诉苦的习惯。
十岁的妮娜对大人的解释毫不买账，她有一个更简单的理论：每天夜里同一分钟发生的事，不是故障，而是访客。于是，一个霜冻的傍晚，她带着手电筒和一壶可可悄悄溜出家门，在喷泉后面安顿下来等待。
一连几个小时，广场除了寒冷什么也没有给她。后来，三点零六分刚过，钟楼里传来轻轻的抓挠声，一只瘦瘦的灰猫从一扇破窗户挤了进去，仿佛它在那里交着房租。它带着职员般的自信穿过机械，蜷在摆锤上，不到一分钟，大钟便停了。
妮娜没有叫喊，她满意得顾不上叫喊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只是问瓦尔加先生，他碰巧有没有一个篮子。他们一起修好了窗户，在摆锤旁边放了一张软软的小床，大钟再也没有出过毛病。这个小镇向来宁要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也不要一个好的解释，于是给那只猫起名叫“分分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