钟楼上的大钟究竟是什么时候失去了勇气，始终没有人弄清楚，只知道它失去勇气的方式准时得近乎放肆：每天夜里三点零七分整，它准时沉默，而每天早上，钟表匠瓦尔加先生爬上那两百级台阶时，带着一种疲惫的庄重，就像一个被叫到病榻前、病人却不肯死去的人。他擦洗了齿轮，更换了发条，还给首都的一位同行写了信；大钟对这番关注无动于衷，照停不误。镇长把迟到列为较重的罪过之一，逢有人不幸经过广场，他便向那人倾诉自己的冤屈。
十岁的妮娜对大人的解释抱着礼貌的怀疑，倾向于一个更简单的理论。她想，每天夜里同一分钟发生的事，不是故障，而是访客。于是，一个霜冻的傍晚，她带着手电筒和一壶可可悄悄溜出家门，在喷泉后面坐下来守夜。
一连几个小时，广场给她的只有寒冷，以及一只鸽子偶尔发表的意见。后来，三点零六分刚过，钟楼上传来轻轻的抓挠声，一只瘦瘦的灰猫从一扇破窗户钻了进去，神态像是一位回到长期租约的房客。它以小职员般的漠然穿过机械，蜷进摆锤的凹处，不到一分钟，那座大钟便屏住了呼吸。
妮娜没有叫喊，也没有追赶；她满意得顾不上这些。早上，她只是问瓦尔加先生，他碰巧有没有一个篮子。他们一起修好了窗户，在摆锤旁边安排了一张软软的小床，从那以后，大钟再也没有出过毛病。这个小镇向来宁要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也不要一个好的解释，于是给那只猫起名叫“分分”。